日本花瓶  （Ⅳ）

　　胡乱买了张火车票，我匆匆跳上车，在这人来人往的所在，哪里有我的天堂？

　　汽笛响了，火车缓缓驶动。我望着窗外送行的男男女女，心中无限凄凉。当初来上学时，老爸老妈就是那样久久的站立在月台，用一种近乎悲壮的眼神注视我从他们视线内缓缓离去。

　　那是个炎热的夏天，妈妈穿着蓝底白花的旧裙子，爸爸穿着工作服，上衣口袋里还插着只自动铅笔，离别的那一幕竟如此深邃的铭刻在我记忆之中，尽管当时春风得意的我并不在意。父母对我所寄寓的期望与关爱，一直以来都被我当作累赘，此时此刻，我终于为此由衷忏悔。

　　我在学校挥霍无度，一顿酒就抵得上妈妈给你当保姆辛苦一个星期的收入。衣服、手机、电脑，只要我提出要求，爸爸从来没皱过眉头。他或许看不起我，可他无庸质疑的深爱着我。当过惯了花天酒地生活的我，放假回家时，妈妈还一个劲儿的说我瘦了。问我训练是不是很辛苦，在学校能不能吃到鸡蛋。我小时侯很喜欢吃鸡蛋，她一直记着呢。

　　所谓的成长，是否一定要在置身于困境才能萌生？我无从得知。我所能做的，只是把脸颊贴在冰凉的车窗上，像个孩子似的哭了。我决定去东北。

　　我知道很多犯了事儿的人，都是去东北避风头。而且，我的老家就在东北。那软绵绵的雪地，屋檐下又长又尖的冰溜子，一直保存在儿时的回忆里。我不敢去找亲戚，决定一个人自谋生路。我的信用卡里还有不到一千块钱，在一文不名之前，我得找一份象样的工作。

　　我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下车，一头扎进熙熙攘攘的人群，茫然失措的走了半个小时，大脑才恢复工作。我一路打听着找汽车站。东北人说话声音很大，嗓音又怪，他们自以为好声好气，在我听来，却象是成心吵架。我听不懂他们说什么，也不好意思再问，只好继续问下一个人，到后来，我壮着胆子问了交警，总算得到答案。

　　我坐长途汽车去了双鸭山农场，那里有我一个朋友，在民办学校里当语文老师。他是个好人，不但收留了我，还把身患重感冒的我送到了医院。

　　凄风冷雨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几乎摧毁了我的健康。感冒引发了肺炎，我不得不住进当地医院，当病情终于好转时，几乎花光了朋友的所有存款。

　　出院后，我要把所剩无几的现金和手机、手表全都给他，他不肯收，说钱都是人挣来的，朋友是交来的，那不是一回事儿。我一再坚持，他就说“再这样我可翻脸啦！”

　　我只好欠下这个情，在学校里找了个保安的活，聊以维生。我运气不错，这几年农场的日子好过多了，工资虽然少，但也不至于拖欠。朋友告诉我，前些年——大概就是94年冬天吧，学校连续十八个月不开工资，老师饿着肚皮上课，后来实在熬不住，只好闹罢课。那阵子，我朋友每天都得起大早推着小车卖豆腐赚钱养家糊口。

　　我一直以为，罢课是知识分子闹革命的手段，真没想到，贫穷竟能迫使灵魂工程师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事业，做出这种可笑而可悲的选择。在他们自身，想必也是无可奈何的，和我的教师朋友们一起工作、生活，我深深理解，假如他们但肯有一丁点活路，也不会做出这种愧对良心丧尽师德的事。

　　我后来又打听过罢课的事儿，老师们都不肯说，嫌丢人。我又问过几个学生，他们都很怀念的说：那阵子贼好玩，老师不上课，学生爱来不来，他们开始还不敢闹，坐在教室里发呆，过了两天，就带麻将和扑克来教室玩。班长去请老师来上课，谁都不来，都在办公室抽烟打牌呢。

　　我想，在那种情况下，教师也是无罪的。可那些罢课期间天天蹲在教室发呆的学生确实不折不扣的受害者，那么，错在何处呢？贫穷？抑或它的制造者。我一无所知，我只知道，在改革开放近二十年后的今天，城乡贫富的差距，会让任何一位有良知的中国人无地自容。我只知道，当人们谈起农场的现状时，就会从十几年前的场长一直骂到现任，几千万的欠款，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从八十年代初期的大锅饭、铁饭碗，到多年来改革的匆匆上马、一刀切、一窝蜂，到最后纷纷落马一事无成，砸进去大把大把的资本，无力回收。事业单位、企业单位、银行，三角债转来转去转成一本死账，交通不便，歉收没饭吃，只能靠国家救济，丰收粮食卖不出去，白白烂在仓里，自家平房前有院子后有园子，吃菜都是自己种，穿衣都是买布自己缝，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哪有什么商机？

　　我从小在城市长大，如今却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也亲眼看到了无数比我聪敏善良十倍百倍，更有权力获得幸福的男男女女，被生活的重担压垮，心灵与肉体，都变得惨不忍睹。

　　我一向以为，杀人和抢劫都只是港片制造出的精神垃圾，可我却敢发誓，在这里，三百块钱就能买下一条命。我朋友的远房表哥，一个跑运输得车老板，就被一群邻居用凑出来的三百块钱买来的亡命徒用手斧砍断了脖子。原因，很简单，就是看不惯有钱人。更可笑的是，这里的警察全都是从社会上招聘来的无业游民，本是地痞出身，穿上一件老虎皮就成了人民警察，这治安，怎能让人安心？

　　在我来东北的前一年，当地警察局长一家三口夜里被人用细电线绑在床上，然后用火药枪顶住天灵盖打穿。直到现在也没抓住凶手。

　　我不过是个体大肄业的垃圾学生，识几个字罢了，算不得知识分子，可就算这样，在这种精神极度贫乏的环境中仍感到苦闷的让人发疯。

　　本地原来有所高中，后来维持不下去，黄了（即解散），当地人对孩子上学的态度还是比较端正的，可你想上学也没处可上阿？职中毕业，就是了不起的秀才了。

　　有一次，我去工程队豆腐房买豆浆，看到一群人挤在办公室里争吵，过去一问，说是正在算工资增长率，原来每月180，现在每月210，到底增长了百分之多少，一群名曰技术员的老爷们儿，愣是没人算得准。有人说是210减180除以180，又有人说不对，是210减180除以210，争吵不休。看着让人又伤心又生气。

　　冬天学校买煤，我也去帮忙，坐大解放去了宝山矿。回来的路上，司机去汽车站找他一个同学，我在候车室等着，看到一群老头子围在火炉旁，拍着大腿大骂邓小平，骂改革，骂矿上精简人员的政策，骂他们所看不惯的一切，我实在听不下去，就跑到外头大雪地里站着发呆。那雪纷纷扬扬的下着，开着洁白无暇，落在脸上，化了，就是一滩污水。昏暗的灯光从窗口泄出来，把光秃秃、盖着积雪的煤山染成粉红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