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花瓶  （Ⅸ）

　　我关了电脑，呆呆凝视着漆黑的显示屏。无数次默念着那饿地址。那里有极大的危险，更有莫大的诱惑。我离开网吧，站在十字路口抽了支烟，没来由的身心俱疲，对眼前的生活与世界都异常厌倦。恐惧这东西越是躲避，就变得越庞大。我想，不管等待着我的是什么，除了面对它，我已无路可走。我已经逃得太远太久了，可即便逃到天边，也逃不出心中的噩梦。正如小时候为躲避爸爸的鸡毛掸子而选择逃跑，可哪怕我跑得再快，再远，最后还是得回家。

　　我们活在世上，人人身上都绑着一条无形的绳子，我们跳的再高，最后也得落回地面，我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可它的确在那儿。

　　我去了黑里俏租的屋子，她和她同学都不在。我留了个条，说我回C城了，没能道别，请见谅。最后又留了手机号码。

　　我买了票，跳上火车，眼瞅着就要离开这块滞留了三年的土地，心里空荡荡的，总觉得少了点什么。火车拉响了汽笛，我打开车窗，无意看到黑里俏的同学气喘吁吁的跑进站台，正东张西望。我喊了她的名字，她立刻飞一般的跑过来，扒着车窗说：“你怎么能走呢？她病得很重，要我带你去见她。”

　　“她生病了？什么时候，我怎么不知道？你不是说她回家了么？”

　　“什么呀！那都是骗你的。几个月前就住院了，她不准我告诉你，说是怕影响你创作。”

　　“什么病？”这时，火车已经缓缓开动了，“肠癌”两个字穿透噪音钻到我耳中。我脑袋嗡得一阵轰鸣，冷汗淋漓而下。我不顾一切的爬上长椅，想从车窗跳出去。一只手钳住了我的脖子，我回头，看到乘警黑沉沉的脸膛。

　　从那以后，我再没回过东北，也没再见过黑里俏。

　　回到C城后，我没回家，按照地址去找“日本花瓶”。我在公园旁边的四合院里找到了她的家，是个简陋阴暗的单身公寓。我敲门，山口茉莉开门，冲无笑了笑，还是三分尴尬、三分羞涩、三分诱惑、一分的气定神闲……她变的成熟了漂亮了，可那笑容却与三年前的重合。

　　看到我，她想打招呼，却什么也没说出口，哭了。哭得像个小孩子。

　　我在她家唯一的椅子上坐下，问她这些年还好嘛。她说“还行吧。反正从来也没好过。”

　　我逃走后，理所当然的成了通缉犯，自然是被通缉之列，过了几个月，也就不了了之了。可是她却因此蒙上了污名，陷入了困境。

　　那件强奸案被炒得沸沸扬扬满城皆知。同学和老师都用一样的眼光窥视她。仿佛她身上沾着什么脏东西。

　　这种气氛逼得她只想自杀。为什么强奸犯--也就是我--可以逍遥法外，受害者却要独自承受人们的冷嘲热讽和不公正对待？为什么别人犯罪，受惩罚的却是我？这公平么？她问我。

　　我说“是不公平”。这话说得像个恶棍。

　　她又告诉我，之后不久她就退学了。这也是活下去的唯一办法。这些年来，她和她妈妈始终没有放弃控制我追查我。去我家里闹了无数次，后来两家人居然成了不错的朋友。也多亏了我家里人安慰，她们母女才一直留在这个城里，并且从没放弃把我绳之以法的信念。过年时，她们母女俩到我家去吃饺子放烟花，好象一家人似的。

　　我听她说着这些话，先是觉得不可思议，后来恍然发现，自己又成了多余的人。再后来，她就在网上读到了我写的那篇小说，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她给我写了信。那时候她就知道，作者就是仇人。

　　“可是”，她认真的看着我的眼睛说，“我们也的的确确成了知己。这也是不可改变的事实。”

　　我相信她的话，也明白她到底想说什么。茉莉大学没毕业，C城又没有亲戚，去年还是靠我妈找同事帮忙才安排到商校教日语。她说还认了我爸我妈做干爹干娘，他们可疼她了。

　　我说“你一说，我都嫉妒了，他们可从来就不疼我。要不然，我也去人你妈当干娘吧。那样你就是我妹妹了。”

　　“才不呢，我妈回日本了”，她脸红了，“我也不想当你妹妹。”

　　“那就当老婆吧！”我终于还是说出口了。

　　她一点也不意外，大大方方的说：“行啊，不过得再过几年。”

　　我笑了笑，说：“我知道，你肯等就行。”

　　“等就等呗，我都等了这么多年，还怕等吗？”她比从前可泼辣多了，更像中国姑娘。

　　我亲亲她的脸，说：“这是咱俩的定情吻。”又把那本包着牛皮纸书皮的《日本花瓶》放在她怀里，“这是定情信物。”

　　她用手摩挲着书皮，眼泪噗嗤噗嗤的掉，我揉揉她的头发，故作坦然的说：“得了，老婆，别掉金豆了，我都快饿死了。”她破涕为笑，捂着脸跑到厨房，锅碗瓢盆叮当响，不一会儿就端出一大盘香喷喷的蛋炒饭。

　　吃了饭，我们一起去看了我爸妈。第二天早上，我们手牵着手去公安局自首。路上她一直在哭，我说“别哭了，都当老师了，还哭？多丢人，唱个歌吧。这些年我总梦见你唱歌。”

　　她点点头，擦擦眼泪，先唱了《北国之春》，又唱了《樱大战》主题曲，最后是“长亭外，古道边”。

　　她边哭边唱，调跑到了北冰洋。可我觉得好听，一辈子也忘不了。强奸加拒捕在逃，我被判了七年。因为是自首，服刑期态度很好，一再减刑，实际只坐了不到五年。在监狱里我除了劳动改造，剩下的时间都用来看书、练笔，我跟狱友、狱警关系都很好，他们很奇怪我这样的人竟会是强奸犯。我想，过去的我或许和现在的我不是一个人。

　　出狱当天，我和茉莉就结婚了。出了监狱径直去礼堂拜天地，这也算一种奇妙的体验。婚后，拍婚纱照的时候，我们抱着特别定购的日本花瓶，那是我们最幸福的一瞬。我本打算带茉莉去东北那个农场度蜜月，可惜事与愿违。她妈打来个越洋电话，说他的日本爹刚刚去世，把一切遗产都归于茉莉名下，要她立刻回日本做财产公证。

　　我们虽然都不很在乎什么遗产，可也没理由拒绝。而且，茉莉说她爸爸从她出生就对不起她们母女，这遗产用来赎罪还嫌便宜了他呢。就这样，我送茉莉上了飞机。吻别后，她答应我尽快回来。可事实上却事与愿违。开始的时候她每天给我打电话，后来说忙着整顿亡父的公司，改为每三天打一次，再后来，又改成了一周一次。

　　最近一个月，茉莉再也没给我打过电话，我拍了三次电报，问她几时回家，她总是说再等几天，很忙。直到现在，我在日本的同学倒是给我打过一次电话，说茉莉已经是XX株氏会社的社长，这几年来那家公司已经成了日本电子业界的一匹黑马，风头正健。又听说茉莉的母亲似乎不打算承认我与她之间的婚约，正打算把她嫁给一个大财团的少爷。那小子是茉莉青梅竹马的伙伴。

　　至于茉莉的态度，那朋友善意的说“不清楚”。我扣上电话，提起梳妆台上的日本花瓶摔个粉碎。

　　我问自己，为什么我又成了旁观者？我得不到答案。

　　除了借酒消愁，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喝了个烂醉，一觉睡到天亮，被手机铃吵醒了。我头疼欲裂，只听到一个女人在说话，好半天才听出是黑里俏。她说刚做完化疗，处于康复期。现在身体恢复的很好，可惜“头发全掉光，变成尼姑啦”。

　　的确，从那爽朗的嗓音里，我几乎看得到她活泼健美的身影。她说她现在在S城疗养，下个月就出院。

　　“S城离C城很近，欢不欢迎我去拜访你呀？大作家。”

　　我给了她地址。道了声拜拜后，她挂断了电话。我的头还是疼，脑子乱七八糟，除了继续睡觉，我无事可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