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最幸福最难忘的经历

　7月18日上午十时许，郑严的老父亲在机场见到凯旋的儿子，第一句话是：“跟报纸上（登载的照片）一样。”途中，老人又几次提到《北京广播电视报》、《北京电视》周刊，说：“每篇报道，我和你妹妹都逐字逐句地反复阅读，恨不能从字缝儿中看出字来，照片更是用放大镜仔细‘研究’，惟恐漏掉‘蛛丝马迹’......一旦看不见报道，再好的劝慰也止不住心里面替你们打鼓。”记得当时我和贺田下意识地交换了一下目光，那种内心的成就感不言而喻。

　　不要说远征队二十名队员的家人亲友，要靠我们从俄罗斯发回的报道以解思念之情、以平心中忐忑，就是普通的读者又何尝不想及时地了解万里之隔的我们如何把困难一个个摆平、如何化解一次次“有惊无险”......然而，说句老实话，在俄罗斯，别说上网发稿，就连打电话都是一件非常“没谱儿”的事。素有“东方巴黎”之称的伊尔库斯克、横跨欧亚的叶卡捷林堡等大城市，“国际漫游”尚且形同玩笑，打个长途你得踏破铁鞋，更别说沿途的中小城市了。每到停车住宿的地方，一下车，强荧就没影儿，嘛去了？找电话、找网。找不到，心就还在路上，寝食难安是肯定的了。我虽然不必像强荧，写稿、发稿都“提前运作”，打时间差，但也轻闲不得，因为俄罗斯的通信实在没谱儿，它忽有忽无，它来去不定，它喜怒无常。

　　在叶卡捷林堡的长城饭店，当其他队员享用可口丰盛的家乡菜时，我和贺田却憋在一间小屋里，被电脑屏幕上的“小蓝格”耍得一愣一愣的，几十次半途而费，十几次功亏一篑，我们连恼都不敢恼，只求俄罗斯的通信大爷放过我们，千万别再“掉线”了，我们玩儿不起！

　　这次发稿共用了1小时零40分钟。饭菜虽凉，但我们却吃得很香。

　　作为同行，我和《文汇报》记者强荧平日最多的问答就是——“发稿了吗？”“发了。你呢？”“在哪儿发的？赶快带我去！”强荧曾和我一起“混进”某家公司，鬼鬼祟祟地摸出软盘，手脚麻利地发了回稿，因为俄罗斯拥有上网条件的公司大都拒绝你使用自带的软盘，怕感染病毒，而他们又不愿提供任何帮助。

　　虽然欺骗了老大哥，良心上饱受谴责，但我们还是抑制不住地兴奋，因为——发稿了！

　　俄罗斯的通信“割据”非常严重，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互相封锁”已经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即使莫斯科的电话卡也只限莫斯科使用，这是私有化的结果，还是地方保护主义的胜利？不得而知。

　　而另一种“封锁”则带来更大的困难，险些使7月13日我们见证北京申奥成功的稿件“夭折”在莫斯科。

　　在莫斯科，我们一直住在天坛宾馆。曾经帮助过远征队的当地华人姚先生是宾馆的半个老板，并且在一层经营一家中国餐厅。刚住进宾馆时，我们就恳请姚先生今后在发稿方面提供帮助，姚先生爽快地答应了，并说他拥有的寻呼台可以很方便地发E-mail，然而其后的几天里，我们反复催问发稿的事，姚先生却左推右挡，总也无暇顾及。13日上午，不知是在50美金的作用下，还是被我们逼急了，姚先生终于给了我们寻呼台地址，我和贺田马不停蹄地赶过去，把到莫斯科四天来的全部稿件发回大本营。

　　北京申奥成功，参加完庆祝活动后，我连夜赶写稿件，并整理图片，贺田则对姚先生采取“紧逼盯人”战术，因为莫斯科比北京“晚”四个小时，我们必须在莫斯科时间14日上午八点、北京时间中午12点之前发稿。姚先生本来答应早上开车送我们去寻呼台发稿，但却突然从宾馆住处“失踪”，经电话反复联系，姚先生才为我们指出一条明路，说宾馆21楼有一家新疆公司驻莫斯科的办事处可以上网发稿......

　　那家办事处的韩霞小姐没等我们说完客套话，就快步领我们到她的住处兼办公室，她说：电脑今天就是你们的，想发多少就发多少，想用多久就用多久，免费的。当听说我和贺田一夜未睡时，韩小姐还为我们准备了早餐和一壶浓茶......《北京广播电视报》7月17日3版“本报记者见证申奥成功”的稿件能够与广大读者见面，这位素不相识的韩小姐可以说功不可没！